作者：吴澧 | 评论(1) | 标签:美国大选, 奥巴马, 麦凯恩

　　美国大选１１月４日投票结果揭晓，四十七岁的民主党候选人贝拉克·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从政治上讲，这是共和党总统小布什八年低能带来的选民反弹。从社会意义上讲，这是一次代际置换。六十年代“礼崩乐坏”，导致“婴儿潮”世代的价值观大分裂。如今，厌倦了这一分裂的新一代终于上台。从经济上讲，这是选民的钱包恐慌压倒了他们的其他疑虑。奥巴马当总统，似乎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但历史上充满了逆战潮流而奋勇取胜的英雄事例——哪怕胜利仅是暂时的，英雄们也能迫使潮流在挫折中锻炼得成熟起来，从而与潮流同样为历史进程做出贡献。从这一角度看，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的失败，首先是他个人的失败，败在他本人文化太贫乏。

　　麦凯恩是老兵老英雄，他的竞选主题是爱美国、但反对爱管民众家务事的大政府。民主党攻击麦凯恩的基本策略，则是把他跟布什绑在一起。投票前几日是万圣节（１０月３１日），奥巴马也暂停竞选，回家与两个女儿过节。上飞机之前他还开涮麦凯恩：你们选民正在考虑今晚怎么化装，麦凯恩不用想，他年年万圣节扮演小布什！麦凯恩当然讲自己不是布什，但奥巴马的电视广告说：你讲你不是布什，但你参议院投票的９０％支持布什！

　　“投票的９０％支持布什”这句话，听着很强大，却是数学不正确。麦爷爷如果在海军学院读书时成绩好一些，而不是在那一年级的８９９名学生中混个第８９４名，他就该明白：进参议院投票的各类法案，重要性天差地远，投票记录的综合评判要有统计意义，必须按法案的不同重要性赋予不同权重。张三轿车里装着一打鸡蛋，李四有一打同样的鸡蛋但骑自行车，能因十三件东西中有十二件相同（９２％），而说两人经济状况差不多吗？

　　这次总统竞选的转折点在候选人电视辩论。９月２６日首场辩论之前，麦凯恩在民意调查中略微领先奥巴马：《华盛顿邮报》和ＡＢＣ电视网的联合调查数据是４９％比４７％。但在第二次辩论之后，这一比例倒转为４３％比５３％。然后直到投票日，大致保持在这一范围。可见候选人辩论很重要，第一场就更重要，观众最多。首场辩论中，当奥巴马提出这个“９０％”时，麦凯恩的回答原则上是对的，他说我在全球暖化和酷刑等问题上反对布什的政策。就是说，在重大问题上，统计权重比较大的问题上，他不支持布什。只是如此答复太平淡，观众记住的大概还是简单数字“９０％”。

　　其实老头不妨说：布什饿了说吃饭，我肚子饿了也说吃饭，话语比话语，只怕你奥巴马也有８０％的时候同意布什。观众微笑时（会场规定听众不准喧哗），再说我和布什在重大问题上是不同的，并一一列举。然后再指出：你奥巴马还承诺执行布什的某些政策呢，你也同意保留布什的减税措施嘛。

　　凡政府必有管理共同点，这一道理，我们中国人特别容易理解。最权威报系上，天天都有几个人，对着美国民主磨牙齿。而在北京机场里，天天都有几个团，待出发去美国观摩；同时，天天都有几个团，从美国取经归来。这一官格分裂，雄辩地证明了革命党的意识形态之外，执政党自有治理共通之处。

　　而且，首场辩论预定议题是外交，布什在第二任上已经悄悄改变了第一任不少作法，奥巴马还能改动的就比较有限了。首场辩论之前，９月１５日，《华盛顿邮报》刊登过一篇报道，《布什的海外政策开始走向奥巴马》。报道说布什已经试着与伊朗高层接触，并增兵阿富汗，加强袭击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主义目标，这些都是奥巴马在竞选中提出的设想。本星期一（１１月３日）的《新闻周刊》里，美国外交协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这位并不是布什拥趸）也在写给下一任总统的公开信中说：你在竞选时强力批评布什，这可以理解，但你要当心，不要逃离布什太远。毕竟，布什的很多政策，比如在非洲防治艾滋病，与印度改善关系，在重要国际问题上争取中国和巴西的合作，都是很有道理的。

　　至少，麦凯恩可以在奥巴马点数自己外交想法、并得意地说布什已经开始这么做的时候，不要脸板板很无趣的样子，而是笑嘻嘻接一句：你是说，再来四年的布什白宫？把所谓的“９０％”变为笑话。老头其实是参议员里最有幽默感的几位之一，第一场辩论时却没有发挥出来。或许是紧张了，被奥巴马的能说会道压住了。

　　一旦建立了布什并不那么坏的前提，麦凯恩就可以说：布什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上台后搞两个“凡是”——凡是克林顿支持的我就反对，凡是克林顿反对的我就支持——奥巴马参议员，你不合适当总统，因为你将犯同样错误！老头不用整天拍胸脯说我不是布什——帮着批臭布什，对共和党候选人能有多大好处？——老头应该用类似的话，在攻击奥巴马的同时，一箭双雕地也更令人信服地表明自己不是布什；顺带还温暖了那些拥护过希拉里·克林顿的民主党选民的心，争取分化对方阵营；并表现出一种超越党争的清明理性。

　　布什２０００年一上台，就背弃克林顿的承诺，拒不签署遏制全球暖化的京都议定书，导致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愤而退党，共和党暂时失去参议院多数；并搞僵了美国与法国、德国等欧洲盟国的关系。人们有共识，布什的麻烦始于他的逢克林顿必反。麦凯恩指出这样的复辙不可重蹈，应该有说服力。

　　《华盛顿邮报》和ＡＢＣ电视网在星期一（１１月３日）截止的民意追踪调查表明，选民认为他会继续布什政策的印象，是麦凯恩在竞选最后阶段所面对的最大问题。如果老头能在辩论中打垮那类“投票的９０％支持布什”的骗票口号，而不是在奥巴马侃侃而谈时，只会毫无说服力地讲“奥巴马你不懂”，他或许能够阻止这一印象的大面积蔓延。只要麦凯恩能够保持辩论前的民调支持率，他的竞选仍然大有可为，尽管天时不利。

　　上两次美国大选，小布什以低文化的平民姿态赢了白宫。但是德州牛仔的八年表现，让人们意识到——其实这也是一个普世教益——治理国家必须有文化，单靠爱国煽动和意识形态是不行的。麦凯恩这次偏又碰上文化上很强、言词便给的奥巴马，老头无法重演布什故伎，只能吃个没文化的闷亏了。

（本文已于今日见报，现在贴的恢复了报纸因篇幅不够而删去的几段）

作者：沈宇哲 | 评论(3) | 标签:晶华酒店, 马陈会, 暴力

三、晶华不眠夜 暴力罩台北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大陆官员怕是这辈子都不知道被抗议者围困在一家酒店里长达8个小时，是什么滋味。而5日深夜到6日凌晨的台北晶华酒店，就发生了自陈云林访台以来最火爆的围攻行动，连同国民党主席吴伯雄、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裕隆执行长严凯泰都受困其中。

但今天的新闻焦点都汇聚到了CCTV和凤凰卫视两位美女主播遭推挤的关键一刻，这一幕的迅速流传严重打击了台湾人的整体形象，前一刻因为警方过于粗暴的执法酿成多起警民冲突后，人民的反客为主将自己受害者的姿态升格为施暴者，正如蓝绿疯狂标榜“我爱台湾”一样，披着民主的外衣对无辜者动用暴力。那一刻的台湾，再一次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执政党的傲慢与狼狈，失尽主人的风范，而反对党更是如脱缰野马般，为民粹包装上维护主权与尊严的正当性，可悲的是，从街头抗议运动发迹的民进党，如今连街头运动的基本规律都忘了。

反倒是昨天出版的《壹周刊》披露了这段日子以来，久居深宫的马英九是如何一手主导大局的，读来颇有味道。而更奇特的是，向来对《壹周刊》嗤之以鼻的总统府，对此报道一直缄默不语。这从侧面印证了八卦周刊并非空穴来风。

据《壹周刊》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十月二十二日，参加总统府舆情会报的国民党、总统府、行政院人员，都绷紧了神经，原本应由总统府秘书长詹春柏主持的舆情会报，因总统马英九的突然出现，改由马亲自主持。让与会者吃惊的是，一小时的会议，马英九一个人讲了三十分钟，不但痛责陆委会对「江陈会」宣传不够，还严斥警政署维安漏失，使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在台南遭推打，并要求内政部调查真相、负起责任，连行政院秘书长薛香川都被骂。马英九还点名国安局、警政署等单位，沉痛地说：「陈云林都要来了，你们到底做了什么准备？」马的语气，让与会官员嚇出一身冷汗。”

这些内幕的逐渐曝光也反过来证实了马英九政权的官僚们是多么的无能，以至于要等总统震怒后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如此荒唐的政府，要人民相信他，可能吗？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反对党如此暴力的表现也就明白了，建立在极度不信任政府的基础上，又事关主权尊严，就算没有民进党号召，也一样会有民间人士起来反抗，区别只在于会不会出现暴力场面。其实不止绿色阵营怨声载道，就连许多国民党支持者都很纳闷，为什么台湾的人民保姆会把中华民国国旗当成敌人？难道举着国旗的人都是被民进党买通的叛乱分子？

另一边，看完晶华酒店的怪力乱神，人们意外等来了期待已久的“马陈会”，从电视镜头里那七分钟的致辞、互赠礼物、握手、走人，这种短到不可思议的会见，“真的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必须承认的是，蓝绿都有为了台湾更好的主观动机，只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有天壤之别、云泥之分。政治上的受迫害妄想，与经济上一面倒依靠大陆的不安全感，加上警方富有争议的执法行为，都从客观上加重了抗议场面走向肢体暴力的危险系数。在用力谴责民进党的暴徒时，我们更须深刻体会到台独政权虽然下台了，但台湾社会的暴戾气息依然浓厚。

如今两岸关系历史性的和解是迈向可持续、长久稳定格局的第一步，但也是试炼大陆是否真心希望台湾走向繁荣和平的开始。基于政治冲突和暴力频发的极端社会，两岸关系可能置身事外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台湾民主经此一役，已经完全丧失了骄傲的资本，甚至将长久地蒙受羞辱。这样的悲壮是令人万分心痛的。

作者：大良造 | 评论(0) | 标签:所见所闻

武汉铁路局的一班列车的封闭式车厢里，我，还有其他的乘客。乘客们，有在吃泡面，有在陪朋友聊天，有在玩手机，我在看书，相安无事。

忽一男，脱了鞋，脚翘在对面座位上，以示舒服。然该男脚实在是臭。而对面一男竟效仿起来，且开始吸烟。

车厢里的“和谐”立刻被破坏。

对策：

1.其它乘客:忍，忍，再忍。无一人制止，谁制止可能谁倒霉，看该男一副凶神恶煞样便知其绝非善类。

2.我:在思考，如果我是他，没有受过教育，一直生活在对脚臭习以为常的环境里，或许我也会和他一样的。何况“道”不是讲“无我”？见山我是山，见水我是水，如今见他我是他。我应有基督般的心去对待每个人，宽容！

对，宽容。一切OK吧。

然随着该男极具杀伤性的脚臭在整个车厢的弥漫，还是不知不觉中让 车厢里不和谐的气氛 升温。

此时:

1.乘客:忍，继续忍，忍。谁敢当出头鸟？！

2.我:发信息给朋友求证我的价值判断。

以下是回复：

A.agan:报知乘务员。

B.SCY:换位置，或者如果看该男面善就好言相劝。

C.U++:火车上吸烟至少罚款50元以上，而脱鞋则不罚款。

D.GNC:日他。

E:GH:等你掌大权后把他们全部剁了，中国多的是人。

然后重点和agan聊了会。我用的都是这种方式，听大部分人的意见，和少部分人商量，然后独自决策。

该男继续逍遥，车厢里不和谐的气氛 继续升温。且不少乘客的面部表情显示他们早已不堪忍受。

很多乘客把不满的表情投向了该男，一场暴动在酝酿。

该男视若无睹。

“你他妈能不能把你的臭脚放起来！大家忍你这么久没看到吗！”我大声斥责起该男...

...结果一切在我的预料之中，该男穿上了鞋子。

书上说，对付这种人一定要一开始就比他狠，气势上吓住他。然后，你一发话，就一定会招来应者云集，一致谴责该男不文明行为，所有的革命几乎都是这个模式。

然后我短暂的生活在了害怕该男打击报复的恐惧中，但多少还是过去了，agan和书上说的是一样的:这样的人根本就没这个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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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件表明：

1.忍受还是制止。对一件事情的判断，往往必须要经过实践，你才能知道你到底支持哪种观点。即不能死读书。

2.书上讲了对什么人用什么方法，往往从他的外在“钓情”，然后判断价值观及所处利益关系，便可以洞察人心，走到这一步你就知道出什么对策达到什么目标，不可盲目。这就是说不能不读书。

》》

此外:如果该男对面的乘客来了，要求坐下，则位置满 该男一定会穿上他的鞋;或者该男能意识到乘客强烈不满的情绪后主动放弃脱鞋带来的快感的享受。则结果是“不流血的方式”危机化解，史书上称之为“全民和解”或者“光荣革命”。

不提。

作者：大良造 | 评论(0) | 标签:社会, 道德

村里最近的头条新闻是，打了40多年光棍的谭老三继他的光棍老弟之后，再次为他们谭家成功地弄了个女人回来。

和以往一样。女人的产地那是一个在村里8卦妇女们的眼中既遥远又熟悉的地方——贵州。一年新闻换旧闻，这个皖东江淮间的小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和遥远的贵州联系在一起。而纽带只有一个——女人。

村头的小杂货铺前，一群男人女人，围着老三起哄，大致是因为老三弄了个女人回来结束光棍生活，要求老三请每个在场的人吃一支冰棍。

头一回有了女人的老三显然有点炯，不过心里还是乐的。付钱时，杂货铺店主只要了他一半的钱，似乎是知道老三平时在家为人老实，一辈子没舍得如此消费过。

在大家有一句没一句的“调查”。从老三毫无章法的叙述中，众人大概理解了。老三步老六后尘，去贵州打工，边碰碰运气。不想真被他给碰上了。这家男人反正是不在家了（有说是坐牢去了，也有说是死了），留下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和女人。老三身强体壮，没事帮帮忙，最后顺理成章和女人并了起来，顺带接管三个孩子。

女人长得很丑，皮肤乌黑。不过过了四十的光棍大概也是不介意的了。说完，老三的眼神里，满是这个号称正在崛起中的大国的农民固有的坦然和那种一如既往的宿命般的憨厚，还有些许对未来的期许吧。

在场所有的男人女人都说着些恭喜老三的话，还有对他们的未来建言献策者。不痛不痒，甚至带着点得意洋洋的优越感来评论老三，这是大陆性格的农民们惯有的方式。所以老三的感受，作为他们是永远不会懂的。唯有老三，冷暖自知。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替老三开心的。老六的女人就不开心，这是个不到一年前被老六似乎是用同样的方法弄来的贵州女人。不高兴的原因是，老六没有房子住，希望寄宿她家。

那是个典型的这一带农村人家盖的三间房住所。老六的女人要独占这三间房，但是她遇到的道德障碍是：这三间房子是老三和老六两光棍兄弟合盖的。 老六的女人如今拒绝老三和他女人入住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三间房是她当时下嫁老六的必要条件之一。（当时老三为了自己的兄弟能娶上老婆，当时是同意的，兄弟间总是好说话的，何况是同病相怜。现在看了完全是权益之计。）

而如今老六不在家，出去打工了。女主人掌了权。

虽然弟媳的拒绝让老三在自己的女人面前很没面子。但是老三没法子，也不想用强，都是自家兄弟的女人，不能伤了和气。于是带自己的女人睡老妈的茅屋里。

村里的女人们都谴责老六的女人气量太小。老六的女人自我辩护道：“如果这个女人（指老三的女人）确定会在这里安家的话，将来老三就要自己盖房子，那么现在暂住一下是可以的。问题是现在你老三又不确定，所以不能随便给你们住。”

众人默然。

其实无论对错，老六的女人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有恒产者才会有恒心，我觉得村里人都应该包容这个决心在这个村扎根的外地女人（很多女人都是为了诈骗钱财而来）。倒是老三，这个被他弄来的女人的丈夫到底是死是活,如果仅仅是坐牢而没有死，那么出来后跟老三要女人要小孩怎么办？

真是不敢想了。只能默默地为老三祈祷，希望这个一生苦难的业已四十开外的男人一路走好。也希望当我们曾经或者现在还沉浸在无休止的抱怨和不满之中，当我们被物欲折磨得痛不欲生的时候，当我们过着浮华的矫情的风花雪月的生活的时候，不妨看一看这些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不可思议的却有明明是如此真实的历史吧。

ps:妈妈口述，Moda整理。

作者：大良造 | 评论(0) | 标签:随笔, 感悟随笔

看先秦的文章,因为很敬佩楚人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洁,所以对教科书上那篇《涉江》一直是可以倒被如流的。开篇即是“余幼好此奇服夕,年既老而不衰....”，原来衣服也是可以表达一个人的心情和志趣的。

印象中最深的是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外婆家，经过一个叫新街的小镇，在那种露天的集市（相当于百货大楼或者超级市场20年前的业态）上买了一套童装。就是那套灰的后来被洗的发白的衣服，填满了我儿时所有的关于虚荣心的记忆。后来还和同学一起照了照片，现在仍然挂在那面泛黄的相框里，和着妈妈年轻时候最美丽的样子的照片。连同着的还有我对一直以来都穿大姐二姐旧衣服的抗议。

他们都说我小时候长的很帅，即便是不好看的衣服亦掩不住的。lol...

然后我大了一点，家里人不再给我穿姐姐们的衣服，而是改穿表舅的衣服，可能这是他们正式承受我不同与姐姐们的性别的开始。不过那个时候，偶的心思都在吃和玩上面，根本无暇关注穿，而且表舅的衣服总是那么合身，亦让我没有丝毫不满的情绪。而且即便是表舅的旧衣服，仍然穿起来感觉比周围其他小朋友的要好看，除了这些来自发达地区的旧衣服本身的质地和样式外，偶帅气的外表更让周围的小朋友无法比拟。

这就是那个曾经的匮乏年代的关于衣服的描述，如果要总结那么只能是一句话:仍然让人无比的怀念。

后来当自己开始意识到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衣服的时候，市面上的衣服都中没有觉得好的。很少有17—20岁年龄层的衣服。那个时候自己还是想，如果我能去设计衣服，会如何如何的，也是那个时候知道自己其实是有艺术的细胞的，或者说弄不起来，但是是会欣赏点的。

这都是初中时候的事情，环境很闭塞。

高中时候，上过一们课，叫艺术欣赏。后来被我看成是中国大陆的教育的丁点教育的亮点。

5大3粗的学校美术特长生班的老师给我们讲课，因为这门课不是高考科目。所以同学基本分两类，一类睡觉，一类做别科的作业。如我这般认真听下去的学生寥寥。可惜的是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听进去的有限。只是仍然能记得里面的一些设计衣服的理念，比如皮尔卡丹的“多样统一”等等。

不过我对那门课里，西洋油画里的裸体女人一直是颇有微词的，直到现在。。或许等我到了七八十岁的话，过了那种荷尔蒙带来美感的年龄，或许会能开始学会欣赏这些。

02年9月后，我开始喜欢一些设计简单，能体现健康和青春的衣服类型来。我们大学里的男生和女生穿的还是很保守的，所以个人觉得我们AHUT的学风还是很棒的，基本每个孩子都是带着理想来的。

一些国产的中下档的品牌占据了主流。以夏天为例，男生基本都是很运动，就是世面上那几个熟悉的牌子。而且我观察过，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班女孩子穿的运动鞋都是安踏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不信去调查）。

每个人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如果说能正一点的装，我就毕业时候因为要找工作买过一套西装外，其它所有的衣服都是运动的那种。包括冬天的。知道现在基本上那时候的我都还在穿。是萧萧小姐说的那种“许多人在已不属自己的岁月里强占一席之地简直令人发指。”

其中一件Menlow的白色长袖T桖是我最喜欢的，现在就穿在我身上。其实我还喜欢那种很古惑仔的衣服。不过我一件也每买过，因为不合我的整体感觉。

而且我很讨厌牛仔裤子，牛仔裤子是很凸显身材的。所以很多时候，比如中午放学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和室友走在一群穿牛仔裤女孩的后面，我们寝室的一个兄弟就会流着口水说这个女孩屁股如何如何，那个女孩大腿如何如何...让人很是心烦。偶一直觉得牛仔裤是一种倒退。和蕾丝材料一样不是个好东西,沾染资产接近的腐朽,激发人类的冲动，消磨男人们的刚健，应为我们“无产阶级”痛恨之物件!

而反过来，大家却都在喜欢穿呢。由此偶知道自己一直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右派。在观念上，信奉保守是一种不错的主张。就象偶一直不喜欢先锋的服饰流派。趋于保守。

不过亦不尽然，一个旧石器时代穿着的室友，最终被我改造成了那么样阳光的一个帅小伙子。每次买衣服的时候，我都会建议他买我觉得好的衣服，然后给点之所以这件衣服适合他的原因。我发现自己在劝人买什么衣服时候有超强的说服力。即便不做一个服装设计师，也可以做一个衣服店售货员。

然后一次偶然，遇到过我们的联合撰稿人“萍水相逢”小朋友，真的是萍水相逢。那时她穿硬质地开领上衣，而且是有我很喜欢的颜色的。我不知道，原来女孩子穿这样的衣服也会很好看。

记得如水江南的夕阳透过大巴车窗照过来，照在我身边的她，还有她MP3里的好听的日文歌，和她很美的样子。然后歌声从耳卖传过来，好似充满整个车厢。在后来的岁月里，在她面前我多次提过那个时候她的样子。

和着那个时候的场景。

后来方知她学服装设计的。后来我看过一些她留下的资料，一些关于服装之类的东西。特别是一些剪下来的贴画，就想起以前我也是很喜欢看《扬子晚报》上的这些东西的。只是其它，于我太过复杂了。上次在锦江饭店的礼堂，看她们的毕业时装设计展。看了集册上的她的作品《Quilt》，一眼我就能知道是她设计的风格的服装。因为那些羽毛。。她是最喜欢这些羽毛的。她的留在我那里的盒子里的很多絮状的物件。还有那种很东方的色彩，不晓得我猜的是不是对的。然后很炫的背景音乐衬托出来的 T台上的模特带着着件作品出来的时候，我和老陈拼命的鼓掌。感觉作为亲友团，我们更high。

后来Quilt得了最佳面料奖，我觉得这个奖真的是很恰当的。其它的作品里，我觉得那个中国风的作品也很棒。至于得一等奖的那套，我真的是很不懂里面的东西。只能是外行看热闹。可能是一些细节或者理念我不懂罢。

家里的微波电视可以收到《Fashion》之类的电视台，只是看多了，似乎就看不出差异。

美还是在生活中的。

我小外甥女的公主裙很漂亮很漂亮，就像童话故事里的花仙子，姐姐很会给她打扮。还有记得以前在学校时候，主楼前一个身材很棒的女孩子，上身只一件黑色的裹胸！sai，那个劲爆，偶一路看了只到宿舍还没合上嘴。

试想如果这一幕在电视上出现，肯定效果一般。

OK.夏天又到了，但愿我的why小朋友能扛过着个满街都是白花花的大腿的季节。

作者：大良造 | 评论(0) | 标签:所见所闻, 感悟随笔, 好书好电影

来的路上，思维跳得老快。

看到的遍地的金黄的麦子。竟也会联想到拉津斯基书上的西伯利亚的流放地。高高的白杨。80年代的电线架，高高的耸立着似乎在见证着些什么。挥舞的镰刀，农夫和他们的粗壮的女人。草垛，有18世纪西洋油画的味道。西洋过后的金色的天，弥漫着燃烧的麦梗的青烟，有着圣-雷米时期的凡高的影子。忽然想起高中时候读过的一句诗：

走吧，灵魂

你这身躯之宾，肩负着徒劳的使命

...(中间忘记了。)

也不要害怕会遇到最出色之人，

真理将做你的保证。

隐约记得写诗的人是“王尔德的同时代齐名的人”（译者就是这样来抬高作者的身价的，虽然我也极度鄙视王尔德的作品），叫弗兰克-哈里斯。此君和高岗一样，有着超强的性能力。我是看了他的这部自传体小说《我的生活和爱》才知道的，估计要是毛看了这部小说也一定会羡慕并赞叹不已吧。这样看来，幸亏他生活在那个匮乏的年代。

这本加入恬静优美的西欧风景画的书，从圣经里的话开始，一直延伸到新大陆的纽约的矿工，然后由这句当时读来似懂非懂的诗结尾。其实就是一部隐晦的市井小文，讲述着作者猥琐的内心。竟然可以在保守落后的中国大陆出版，真的是绝佳的反讽。

我因而更加佩服出版方的认知能力。不提。

作者：newlight | 评论(2) | 标签:英国, 媒体, 报纸, 网站, 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对英国的读者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也是英国报纸报道的重点。然而这些报纸面临着一个最大的敌人――时差。

英国时间比美国东海岸时间早5个小时。所以当美国东部各州投票站关闭，预测结果出来时，已经是英国的午夜，如果候选人在东海岸的几个州未分胜负，需要等待西海岸的结果，那么要到早晨4－5点钟才会有结果。报纸是要在午夜前截稿付印的，等第二天报纸送到读者手中时，读者已经知道了选举结果，报纸上却还是“预测”、“可能”，完全暴露了报纸的弱点。

于是报纸一般采取两种手段应付。第一种办法是猜测选举结果，在头版上加上语义模糊的头条。今天所有英国报纸的头版，都是奥巴马的照片，《卫报》和《每日电讯报》采用的是同一张拍摄于奥巴马参加投票后的照片，其它报纸有的采用神采飞扬的奥巴马，有点采用做深思状的奥巴马(《独立报》)，或者是各地投票站的投票人群组合(《金融时报》)。标题大都采用“历史性的”、“等待中”、“决定”、“新的黎明”等暗示语。所有媒体都猜测奥巴马会赢。当然这种做法，一旦猜错，会搞得自己很难看。在民主党新罕布什尔州初选时，《独立报》就在头版放上奥巴马大幅照片，结果是希拉利胜出。

报纸还可以采用出版“延迟版”(late edition)的办法。先出一版，然后在选举结果出来后出第二版。不过这种做法成本比较高，而且什么时候能得到选举结果也是个未知数。所以报纸只有在美国大选日才会采取这种做法。幸好昨天的选举，很快分出胜负，到凌晨三点，报纸编辑已经可以确定选举结果。所以今天的好几份报纸，在出第二版时，不仅改动了头版标题，而且很骄傲地在头版打上“凌晨3点钟版本”(3am edition)。

但是即使功夫做足，第二版报纸也未必能送到读者手中。今天我在爱丁堡浏览了几家报摊书店，发现“大报”的第二版全无踪影，“小报”在发行上做得好得多，我买到的《太阳报》是“凌晨5点钟版本”(5am edition)，头版是做超人状的奥巴马，大字标题是模仿第一个踏上月球的美国宇航员的话“人类的一大步”(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可能在伦敦发行状况会好很多，但至少在爱丁堡，我只能买到头版标题是“美国的历史性抉择”(America’s historic verdict)的《卫报》，而不是标题是“奥巴马总统”(It’s President Obama)的第二版。

当然报纸印刷版再怎么努力，也只能赶上事态发展，不至于掉队掉得太厉害而已。报纸的未来，是在网络。英国报纸媒体中，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和做得较好的，是《卫报》。《卫报》在几年前就开始了网站的发展以及报纸与网站的整合。从昨天对美国大选的报道上看，《卫报》网站在设计和内容上，依然领先。我从英国时间午夜开始，就在轮流观察几家报纸和传播媒体的网站。每家报纸网站都有自己的美国大选专题，在《泰晤士报》和《独立报》网站首页，美国大选只占部份，而且文字过多，关键信息不过突出。《每日电讯报》在最突出位置有醒目的照片和投票结果更新表格。只有《卫报》首页的设计是最干净和直接的，首页最醒目的通栏位置，都用来报道美国大选。一幅美国地图(比其它网站都大)，给出读者最想知道的投票结果的最新信息，深度报道可以从左侧链接进入。设计上是把网站首页最好的位置让给美国大选报道，自行设计，而不是试图整合到网站首页的原有设计中，给了设计者很大的自由度，可以因此给出最强的视觉效果。

从内容上看，《卫报》网站在美国大选上也做得比其它报纸网站丰富，在网站上可以看到比印刷版多得多、快得多的文字报道、博客、评论、图片集、视频等等。英国报纸网站的视频值得一提。目前几家报纸网站都在自己网站上提供视频，有些内容是来自通讯社和电视台，比如《泰晤士报》网站上的视频不少来自英国的 Sky News，《每日电讯报》和英国电视制作公司ITN合作。《卫报》的突出之处是除了路透社的视频，还有许多《卫报》记者自己拍摄的素材和采访经过等；有些类似独立纪录片，如 Marc Maron 和《卫报》记者们开车跨越美国的系列报道；驻美国编辑Michael Tomasky 每天都用博客和视频在《卫报》网站报道选战进展；评论员Jonathan Freedland 经常在视频上做分析评论；驻美国评论员Gary Younge 则用视频表现他如何陪伴普通美国人投票的经过。《卫报》网站上提供的这些内容，都在渐渐模糊传统报纸、网站博客、用户生成内容、电视媒体的界限，最终目标是成为一个整合的“媒体平台”。

当报纸在努力变成“媒体平台”时，英国的电视台也在向网络发展，在这方面，英国的两大电视新闻网络中，BBC的网站比Sky News 好很多。BBC 的美国大选专题虽然仍然局限在网站现有模板中，但毕竟设计简介、重点突出。Sky News 网站的设计，不仅简陋压抑，而且难以让访问者一下子抓住重点，置身故事情节中，而只有一堆分散而杂乱的信息。

原文： http://taohuawu.net/2008/11/06/us-election-on-british-media/

作者：weibo | 评论(0) | 标签:时事观点, 随笔杂谈, 台湾

　　 合作双赢 走向共和――随笔

　　１１月３日中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代表团在陈云林会长带领下乘专机抵达台北桃园机场，中共官方谈判代表首次登陆台湾，倍受人们关注。据新闻传播媒体报道，陈会长此次率团访问台湾，是国民党败退台湾60年来，中共政府官员与国民党执政者首次在台湾进行工作会谈，标志着国共两党关系有了新的改善与进步，也是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进步，共创双赢，走向共和的新起点。

　　纵观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山不变人变，政不通水通。几十年来，国共两党恩怨交错，两岸关系跌跌撞撞，时而作茧自缚，时而破壳而出。有发展、有进步、有高潮，也有低潮倒退和冲突。台湾问题就像一道数学难题充满变数，令人费解。尽管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共两党老一代领导人，在他们的晚年对海峡两岸关系和国共两党未来的变化态势有所交待，有所铺垫，并且也曾经通过其它方式相互沟通，秘密接洽，为解决两党争端，实现和平统一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然而，时不我待，处在当时社会环境条件下，蒋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心有余力不及，先后驾鹤西去，未能实现他们的夙愿，给后人留下一份充满变数的政治遗产。

　　蒋经国接管台湾政权之后，或许是对当时中共某些领导人阳奉阴违，言而无信的官僚作风有看法，或者说他们对某些中共官僚政客不感兴趣，不相信他们，不愿意同他们打交道。于是便推行“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这等三不政策，埋头台湾事务，坐观其变。

　　1988年蒋经国先生溘然去世，国民党内部争斗不休闹分裂，民进党应运而生，台湾政坛出现新的变化，民主气氛逐渐浓郁，海峡两岸民间交流，经济贸易不断扩展。在有关人员推动下，海协会、海基会相继成立，随后，汪道涵、辜振甫两位奠基人在新加坡会面谈判，拉开了改善两岸关系，相互交流，发展经济，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序幕。几经协商，双方达成“九、二共识”，奠定了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国共两党各自修正了不合时宜的方针政策，两岸关系不断改善，民间往来，经贸文化交流不断扩大，日益发展。

　　随着两岸局势的发展变化，李登辉执政后不顾客观事实，抛出了“海峡两岸一边一国”的反动谬论，民进党推波助澜，依靠台湾本土地方实力派极力鼓吹“台人治台”的政治主张。他们挑动族群对立，打压国民党，制造矛盾搞分裂，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宣扬台湾独立，使海峡两岸关系倒退逆转，和平态势遭到破坏，激起了海峡两岸广大人民的极大愤恨，台海局势动荡不安充满变数。

　　2005年4月国民党主席连战冲破民进党执政者设置的障碍，率领国民党代表团回大陆参观访问，拜谒孙中山先生陵墓，在北京与胡锦涛总书记握手畅谈，重新开启国共两党平等对话，和平谈判的大门。

　　三年来，国共两党积极推动两岸经济贸易文化方面的交流，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和进步。无论是海南博鳌经贸论坛还是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国民党都积极参入真诚合作。今年5月12日汶川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他们立刻组织抢险救援医疗队奔赴地震灾区，捐款捐物，救助灾民，充分显示了两岸人民情同手足，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

　　当今，国共两党搁置争议，不谈政治，致力于打造和平、和谐、共创双赢的政治环境，全力以赴促进两岸经济、贸易、文化方面的交流和融合。继6月11日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率团访问北京，两会恢复对话之后，此次陈云林会长率领海协会代表团回访台湾，顺利签署海峡两岸航空、海运、邮政和食品卫生安全方面的正式协议，深受人们的欢迎，两岸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同时，也为国共双方今后举行政治谈判，促进和平统一，走向共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种做法双方有利，都是赢家，共产党不丢面子，国民党也有一个自由、自主的活动空间。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台湾当局抛弃了独裁专制，一党独大的官僚政治体制，实行民主选举，政党轮替多元化的民主政治制度。对此，许多大陆公民深有感慨，有人说，台湾的民主制度建设已经走到了共产党的前面。中共十七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多次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加快科学民主化制度建设，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动摇。此乃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时代潮流不可逆转。

　　　　　　　　　　　　　　　　　　　　　　　读者　　微波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６日

作者：大良造 | 评论(1) | 标签:时事观点

我是农民出身，按说不该有政治立场的宣言之类。但我也有中共党员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生的身份，不可避免或多或少有些对政治的看法。我来南大读书，为的是解一个惑。在大学时看过一篇文章，谈到历史的循环，言及20年代张东荪派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和当下主张是何其相像。当时我想研究这个东西，了解当下政治社会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等到真的去看材料的时候才发现，历史时空已然巨变，毫无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主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但是我是支持胡适等人改良主义的主张的。中国现代革命有几个大潮，1928年的国民政府统一算一个时段。大学时的毕业论文做的这段时期的，但是没有做好。读研了，写毕业论文时也是希望争取能够写这个时间段的东西，1928年至1931年。可惜我有了解的好奇，却无研究的天赋，一直都没有什么成果出来，但确也没有多少心得就是。从1911年开始中国就开始革命，我个人认为，直到1983年宪法的通过，中国20世纪的社会革命才告一个段落。然而政治体制的革命还远没有停止。邓小平努力剥离党和政府的界限，现在的当局在意识形态上似乎管制日多了，这是现实所逼，不管是东北、西北、西南、东南，都有离心的倾向。

我的政治立场是改良主义的。我希望有一个权威的存在，有个秩序的存在。无序只会走向新的社会混乱，败坏文明成果。如果能有一个统一政府的存在，便有改良的前提。最起码保境安民，民怨也有个申诉的地方。当然不排除国家或者党为了自身利益而做出劳民伤财之事。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总比无序的社会带来的不安全感、无休止的革命带来的整体屈辱感要胜百倍。我从来就是以一个普通农民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世界的。社会财富有分配，从来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成功，不管是做公务员也好、做其他的也罢，就很好了。

还是需要社会良心的存在才行的。易经的精神就是一个变字，万物流变。有人说国家和社会慢慢成了一台机器，我觉得这是很难的。这台机器无法卷入所有的人。比如婴孩、老人、智者。中国之大就在于不光有青壮年名利场的搏杀地，也还有小桥流水的世俗生活，普通人还有部分属于自己的生活。很多地方物产丰富，足以颐养天年。要保留名利场外的世俗天地，还是需要社会的良心。政治是台机器我是赞同的，但我更觉得如若不加限制它是台吞噬人而达无底洞的机器。古代人将政府与社会温馨地比喻成舟和水，我将之形容为水与火，在五行为北与南。水的渗透力强，且冰冷无情，表面还是一副温情脉脉的形象。而火则藏不住自己，却也是生活的自由与热情，然也很容易被水浇灭。水火博弈，南北交锋，水胜的多。这个时候需要社会的良心时时点燃那火，帮着压制政治的威风。谁是合格的社会良心呢？我看不必具体到人，物无常形，谁做到了谁就是。知识分子就一定是社会的良心么？未必，这是我们思维局限的结果。或许我们自己就是。

现在很多人怀念毛时代，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判断一个时代是不是黑暗，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是不是尊重常识。社会的本质是恶的，其目的是为善。恶只是手段。我们接受教育只是手段，能够明辨是非、认识社会便是善。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最终的善，而姑息过程的恶。成人之后，每个人的道路都需要自己选择。我们初中毕业后拿到了身份证，那就是教育作为恶的手段已经完结了。我们下面可以选择自己的路。一定要读那么多的书么？这是成人自己应该判断，而不是别人应担负这个责任。所谓的大学腐败，又如何？你对其有所求，求名利，有名利又谈何道德是非？

一切需要改良，但首先应该是社会的启蒙，让每个人成年人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判断。更重要的，他们也要自己担负选择后的责任。政府可以引导，但不能强迫。社会也可以引导，但要有道德的底线。所以还是需要圣人的引导，说良心话、做良心事者就是圣人。

我认为不可一日不谈政治，政治乃众人之事也。和谐社会自然是政治的最高追求。当然，社会永远也无法和谐，这就是常识，因为那是至善。在至善未到来之前，需要恶的出现。话说回来，中国有句古话：“止于至善”，等到至善真的到来，应该就是停止毁灭的时候了，那是几十亿年后的事情了。革命的目的是众生平等，拉平贫富，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常识。共产党中国目前是很有活力的，毛泽东在井冈山说的几个革命条件现在都没有，靠革命在几十年内推翻毫无机会，这也是常识。实事求是，以当下为现实，让身边的人活的好一些、有尊严一些、快乐一些，便是成功。

ps:本文中的“我”，是我的大学同学。

作者：杨银波 | 评论(0) | 标签:所见所闻

▓同一片天空下的英雄（本文有删节）

作者：杨银波

此文，仿如序，或仿如记。

年轻，酷，英气，超越年龄，超越党派，从来都是一个人做事，关注底层，活跃，迅速，高产，不要命，媒体布得广，领域进得宽，没有自己的完整思路，点到为止，干实事，什么都涉猎，什么都在做，什么都在管……，这是人们对我留下的印象。从文章来看，又是这样的：整齐，洋洋洒洒，老道，真性情，由点及面，夹叙夹议。另外一点，是电台媒体的参与——这方面的锻炼已经比文字表达又更深一层——，到现在为止，除了主讲26集之外，另有70集左右是专访或受访。然而，假如我抽离我自身来观察这样一个人，我会明显感到：没有深入，没有思想框架，没有行动组织，没有完全豁得出去的洒脱，仍然有妥协，仍然有策略。而在品格方面，也会明显感到：过于执着，放不下自己，矛盾，悲观，容易感情用事，惰性。最致命的就是惰性，当走到一定的高度就会突然产生迷茫，这种迷茫是致命的，不知何去何从，而且很容易自弃。

还有一些，是更值得深思的。一是信仰问题，我有敬畏之心，但没有“向上攀登寻找神”的勇气。二是单独维权问题，性格里有孤僻的一面，有过于特立独行的一面，不习惯组织式的行动，灵魂分散，无法集中力量。三是自身资源问题，经常发生本领恐慌的情况，当无力解决之时最容易产生前面所说的堕性与自弃。从文章来看，问题也不少。第一，关注现象性的问题明显偏多，无法抽离现象，这跟调查起家的源起相关。第二，有的明显缺乏文学气息，白描手段、直言直语太多；有的又太过于诗化，甚至丧失理性。第三，不着边际，亦即同样一个问题铺散得太广，过于行云流水，而就问题的重点本身却缺乏深入的解剖，很难在学术上有所成就。

我们来看这个人的整体，就会发现巨大的漏洞，这些漏洞全是由紊乱、杂乱、缺乏系统研究所导致的弊病，以至于有些随心所欲：情绪成为纯情绪，资料成为死资料，现象成为现象，理论成为理论，无法有机结合。四年半了，我落笔三百余万字。以现在看过去，都如浮云尘烟；以现在看将来，路途更为遥远。这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时势逼迫，人已经站立在这个点上，不能退缩，没有易辙，更无法逃避。我已越来越不满意于我的所有过去，眼中比先前更加虚无和微渺。现在我想做的，就是让自己暂时停下来，不用任何资料，不用任何数据，把我的感悟非常感性地一一具上，谈谈眼中之中国自由文化，谈谈一个中国人在这样的时代究竟要经历怎样的锐变才可脱胎换骨。

我的一生经历了几次非常重要的启蒙。学生时代总是充斥着饥饿、贫穷和由其产生的志向，自小学阶段就有自学的习惯，小学自学初中，初中自学高中，高中自学大学的中文、历史和法学。不同于纯粹“文人”之处在于，我崇尚实证，崇尚推敲和分析，崇尚调查和总结，所以我学生时代的强项并不特别在于文、史、政，而是数、理、化和英语——我曾连续五届担任英语科代表，亦曾参与过几次全国性的理科竞赛。在这样的锻炼里，即使在“从文”方面自小特立独行，但仍然没有荒废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和追逐。直到我遇到一个“怪人”，我的人生才发生了转折。这个“怪人”叫卢伟，一个深层次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嗜书如命者。

16岁那年，我已经开始将自己的诗歌、小说、杂文、散文编成《杨银波文集》。那时我还没有接触互联网，全是手写，然后以信封投寄的方式寄向为数不多的一些媒体。同时，也接触了太多太杂的摇滚乐，当时特别欣赏唐朝乐队、Metallica和Nirvana。就在这一年，我获得重点高中最高荣誉“金太阳奖”，并同时认识一起获此奖项的学长张波——现在已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三年。我与张波相见恨晚，遂结拜为兄弟，向其师芦伟请教。长此以往，形成一个奇怪的习惯，猛力啃读历史类、思想类、政治类的书报杂志。一年下来，几乎达到每周两本书的阅读速度，如饥似渴，不可释手。

那时能看到的最具胆魄的一些书籍是：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李敖的《惊世新千年》与《李敖大全集》，龙应台的《野火集》与《百年思索》，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与《酱缸文化》，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与《我的精神家园》，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余杰的《火与冰》。其间，参杂过深读《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和《财经》最具力量的一批深度报道。国外作品除阅读一些名著之外，没有再更深地涉及过，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除外。我认为，我今天的“工作狂”倾向全是拜当年所赐，那时不仅阅速度惊人、阅读范围极杂，而且创作的速度也不亚于今天。我能享有的权利，是可以不必听课、交作业，只是一个人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唯一一桌，间或到图书馆、书店或山坡，这对于同龄人来说是不可能有的学生制度。

初中时，我曾参加过“晨羲文学社”和美术学习班；高中亦如此，参加过“晨风文学社”，接受过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樊一峣的乡土文学启蒙。这所有的学生时代启蒙，其实全然不在体制教育之内，而是眼中始终深望外边。城市里的旧书摊已经逛尽，图书馆的书看得两眼麻木，即使今天我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图书馆，也仍然怀念当初那段嗜书如命的少年时代，那一个意气风发、激情洋溢、另类疯狂的时代。我已感觉所掌握的一切越来越逼迫我必须跳跃出来，重新思考我的人生，即使可能背负沉重的责任和难以承受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已经不再留恋于将总是名列榜首或前矛的成绩单寄给在广东农场当农民工的父母，心中只思考着一件事：独立。

从休学到回乡调查，从家乡到湖南常德师范学院法学系，从湖南到广东长期调查，从个体维权到推动基层罢免与民主选举，然后再从广东到重庆的“当代上山下乡”，我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也承载了太多的收获。网络时代的来临，境外媒体的接纳，独立中文笔会的感召，同道之士的感应，这一切成就了今天的我。我行走的是一条真正独立的道路，而且是一条越走越宽的道路。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我可以用更短的时间来走这条路，但毕竟逝者已矣，总感到还有大把的希望。一个社会底层出身的青年，从不放弃胸中的理想，始终为之拼搏，愿意付出一切，这条路不可能从此断绝。

让我真正走向职业化写作道路的第一件事，是《关天茶舍》的“斗志（杨银波）事件”。那是一次对广东农场积累了三个月的调查，非常成功，为几百名民工遭遇拖欠工资、克扣工资维护了权益，并最终导致该农场倒台。也是在这段时间之前，通过《大地网》，我认识了我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之师——余樟法，也就是著名的政论家兼诗人东海一枭。余樟法即使在今天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他那种惊人的文字爆发力，狂傲不驯的性情风度，深刻厚重的文化功底，以及涉入甚多禁区的无畏胆魄，让我迫不及待地日日阅读不止。他真正吸引我的，是思想的高度，永无停息的坚持，独立超然、力求真实、捍卫尊严的品格。我的一生，阅读作品无数，网络时代更是挖掘得更深、更广、更复杂。当时的《大参考》与《民主通讯》，我一期都没放弃过。许多政治论坛、学者专著、作家专栏，以及大陆门户网站的“深度新闻”，到今天还是我了解外面世界的主要途径。

“现代化学者”郑贻春的创造式表达，又成为我人生观望的第二道高峰。他所站立的政治高度，已经不仅仅是文化上的开导，思想上的启蒙，更是对于权力结构的深入解剖，以及详细地设计未来的中国道路，有步骤，有明细。郑贻春同时也是当之无愧的诗人，真正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是那种近乎于原子弹爆炸的猛烈，对特权专制予以极强的抨击，绝非“瓦解”那么策略化。与余樟法的不同之处在于，郑贻春同时还是英语教授，他的信息来源除了类似我、余樟法所能掌握的之外，还有第一时间的英文媒体，这一点又和海外的职业作家曹长青等人类似。郑贻春和余樟法并非一类人，他们在各自的道路上所致力的方向并不相同。郑贻春类似于做规划，做“一人抵挡千军万马”之人，颇似当年的章太炎、孙文，接近于革命；余樟法类似于做启蒙、做寻根，做“开风气之先”之人，颇似孟轲、梁启超，接近于改良。但又不能这样简单地理解，因为这当中实在有太多的交叉，太多的同类项。

我所看到的“中国大陆真正的民间”，最初就是这两个人。他们的文字，只要落在了互联网上，我一篇都没有错过。要说卖命，坐牢前的郑贻春比我还要卖命，他已经不用自己写，只须站立于一处，一篇演讲式的文章就是近万字，轻而易举。如此下去，日产数万字已不是问题。思维已经远远超越了打字的速度，思想已经飞奔到另外一个时代来看当道。但从可读性而言，郑贻春的作品远不及余樟法。余樟法毕竟是一个就思想而言极善于准确表达和艺术表达的人，而且接触面涉及三教九流，哪里都登得上台面，即使是小学生、初中生也能看懂其文字，这跟李敖的写作纯属同一种受众定向。但余樟法又高于李敖，其原因是余樟法有自己真正的独立思想，不是附庸者，不是纵横家，不是朝秦暮楚。从他近段时间的“仁本、民本、人本”思想来看，更不是国学、西学这么简单的划分与坚持，而是抽离出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共有的许多价值，独成一派，很不容易。

郑贻春当然也存在一个问题，这一点和杨春光类似。他们同样在共产党体制之下历经了太多的政治运动，语言表达有一定的“红式风格”，只不过把针对的对象重新倒过去，变成专制者而已。他们在传统文化领域缺乏深入的研究，但其可贵之处在于，就当前世界主流价值的认识却非常清醒，堪称中国先行觉悟起来的自由主义思想者。从接触面来讲，郑贻春比余樟法所接触的人更为“危险”，也就是一大批真正从事于重建中国的反对党式的人物，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郑贻春的文章具有相当的纲领性和战略性，其思想不是作为思想家的思想，而是作为政治家的思想，这一点与余樟法有着最具本质的区别。在时代人物的对比中，我们才可能看到差距，看到其不同的方向。

被称为“西方观察中国的窗口”的刘晓波，跟郑贻春的轨迹类似，有跟郑贻春一样的“红式风格”问题，但其语言极其工整、简练，框架严密，逻辑清晰，其路径介于学术、政治、社会、哲学、信仰等多个方面，比郑贻春的道路走得更宽。而且，在针对同一个问题时，刘晓波的整合能力特别强，换成武术界的话说，全是套路，非即兴发挥。他始终能够将同样一个问题、事件、现象、理论，换化成一个尽力给你全面解读的套路文体，这一点是“作家”出身的很多人都无法做到的，也是“学者”与“作家”的区别所在。还有一些人，可以作为方向性的代表。如辛灏年，曾经是小说家，介入过体制，后来写出《谁是新中国》，又以雄辩的风格演讲不断，创办《黄花岗》季刊杂志，内容沉重厚实。这样一个人，走这样一条道路，其风格、其理论、其影响，颇似孙文后人。

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是他们的文字，耳朵也能听出他们的声音。在电台，余樟法犹如老者谦谦，诗风道骨；郑贻春幽默大胆，浩然正气；杨春光痛苦绝望，忧愁悲悯；刘晓波准确凝练，厚实深邃；辛灏年盘踞高处，指点江山。还有一些人，在这条路上行走着，在其领域和领域之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对新闻自由推动已久的张伟国、曹长青，以及吴思、任不寐、龙应台，还有法学界的张思之、高智晟、袁红冰、莫少平，经济学界的何清涟、郎咸平、杨小凯，更有从事维权的杨茂东（郭飞熊）、杨同彦（杨天水）、丁子霖，还有类似周立太、曾飞洋这样“杀出一条血路”的维权律师和ｎｇｏ代表，等等。他们是时代的英雄，却又不唯独是领域之内从事，而是高瞻远瞩，自成一路，走得远得很。

体制内人物最终走向民间的，其影响力也不可小窥。他们都是国家遭遇重大灾难的牺牲品，却以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利用自己剩下不多的人生，发出高水准的声音。比如已经去世的林牧、刘宾雁，还有健在的俞梅荪、鲍彤。另有那些无论是声音还是文字抑或其它，都是那么精彩和睿智的人，比如北明、张敏等人。可以说，自由亚洲电台的主持人没有一个是简简单单的人物。他们所推动的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是凭借优良的信息来源优势，为中国注入了一定程度的真相和觉悟。同样的道理，台北中央广播电台《为人民服务》的栏目主持人杨宪宏，乃是继洪哲胜之后，在经手媒体方面，与大陆民间力量加强互动，推动大陆民主与自由的功臣。其眼光，已经比台湾太多弱智媒体超越了不知多少倍。诗歌方面，更有黄翔、傅正明、张嘉谚等一批力透纸背的先锋诗人，他们是以最凝练的语言表达最深刻的思想，以一般文体所不能叙述和映照的那种承载，写出了如此多的疯狂之诗。

这不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因为真正的英雄一直都陷于边缘的境地；但这又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因为至少陷于边缘的这些人还没有丧失正义与良知，他们一直在都挣扎着，努力地活着——即使死了，也仍然活着。

一方面，已经腾空出世的，却仅仅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群体，太多的高手和没来得及影响民众的计划都埋伏在民间；另一方面，我们所面对的中国，是一个十分顽固并愈发虚无的民族，太多的精髓毁灭殆尽，破坏已经远远超过建设，历经太多的灾难之后的“灾民心理”与“潜规则逻辑”几乎投射到了任何人的心灵之中。立于当道，我们没有办法去寻找到各个领域的最高颠锋，比如法学，并不是说高智晟的智识已经可成一代宗师，而是其精神、其品格，已经远远超过了其自身的职业道德所限，走得更宽、更深，且是屈指可数的其中最显眼的一个人。

四年半以来，从言论到维权，从媒体到社会，从中国大陆到香港、台湾和海外，我见识了太多的高手。然而，真正抽离出名气，抽离出荣誉，同时对比其思想境界，我却只能在那可以列出近千人姓名的高手名单之中，提出一个实际上非常普通的人，这个人叫章天亮。他的作品《出尘》与他的深度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散文系列比较起来，已经差了一大截。这些散文，如《中国古代文化漫谈》系列、《回归》系列、《绝境中的希望》系列等数百篇文章，读起来就有这样的感觉：道理涵盖宇宙极微极洪的奥秘，是一种突然开启而来的智慧，将文化之博大精深解读得极其直白。

章天亮并不是文人出身，相反却是学理工的，但他文章极其深邃、沧桑、悠远，对于已经遗失太多文化内涵的中国人而言，章天亮的所言所思乃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对于维权，他的思索亦颇悠远：“维权的长度就是指维护自己的权利，宽度就是指推己及人，那么高度就是在维权的过程中帮助中国重建信仰，帮助中国重建一个道德体系。”当年读曾铮的《静水流深》，其最振聋发聩之力的一段话是：“我不知今后会不会有人来写出这部史诗留与未来的人类；如果有，一定要大文豪，用大气派、大胸襟、大手笔，跳出寰宇之外，一眼看穿六合八荒、过去未来，才能再现这部历史之万一。”我已经领教了何为文豪、气派、胸襟、手笔。他们之成就之一，乃是来自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力保存，使之未遭一概泯灭与彻底摧毁。

路走得越遥远，繁星之下的自己就变得越发渺小，且微不足道。在这片天空下，实在是见识了太多的各路英雄，我懂得了何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何谓“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中国人啊，乃有无穷的创造力和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一条极其遥远的道路，有人已经走到了世外，有人还陷于世内，有人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有人还仅仅只是人。小说、诗歌、哲学、史学、法学、经济学、政论、人权、新闻自由、文化成就，这是十个领域，但在我看来却只有一个领域，那就是人，是这个一撇一捺的“人”。人所涉及到的领域，又何止十个？谁能对人的潜能挖掘到迄今为止最大的极限——大多数人一生只发挥了2%～3%的潜能，爱因斯坦只发挥了12%——，那么这个人就是人类之子。这样的人，以整个人类的幸福、权利和自由为其一生奋斗之目标，坚持不懈，从不妥协，他们在极力避免远离文明的社会和人世的产生，在极力阻止残酷统治下的人间地狱的形成。

2007/10月5日

作者：杨银波 | 评论(0) | 标签:所见所闻

▓畅谈自由文化：文化成就（本文有删节）

作者：杨银波

老实说，自孔子、孟子到自誉“当代孔孟”的余樟法（东海一枭），都没有在自己的领域里抽离出自身，个人特色比较浓厚。就表达而言，这是最佳的功夫；但就内容而言，性情不灭，人味过重，悠远、静寂、大气、宏广不够。什么时候一个人能够解脱自身，达到真正的“天人合一”，大我小我融为一体，那么什么时候其本身的“气场”就扩大了，就像那句著名的“静水流深”一样，是更高层次的境界。乱世之中，要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

乱世的特征，覆盖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艺术、媒体、道德、思想、宗教等一系列领域的重重矛盾。权力能够解决政令、实施、审判和惩处，金钱能够解决消费、交易、生存和发展，文化能够解决情感、思想、道德、判断或者享乐，但是信仰危机如何解决？当一般宗教走向陨落，人们越来越远离传统宗教，或者外来的宗教又不易被人接受和传播，这个深层次的最大矛盾到哪里寻求出路？最具良知的一批思想者，去除那些已经绝望的、力不从心的、被镇压和禁固的、丧失勇气屈于策略的，终究还是有人站出来思考、寻找、认识、了解和推动。

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因为，一旦跨出这一步，就必然越走越远，一直走到什么程度呢？无数人泼你的污水，无数人没有你那样的耐心，无数人都像被“物化”、“中毒”得无可救药那样成了丧失脑子的工具。当然，这可能并不让你失望，因为你似乎先前就预料到了这一切，一点也不惧怕于麻木、愚昧或者“太过聪明”的受过几千年奴化和洗脑的人民。先知先觉者，毕竟只有人类的百万分之一，他们的命运从来就没有好到哪里去，“绝对的异端”是当时所处时代对其绝对的评价。

只有那些同情者心知肚明，但也仍然无法作出多大的实质行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了不起的时代英雄葬送于纷至沓来的暴政、诋毁、污蔑、攻击、栽赃、陷害、落井下石和穷追猛打之中。就像鲁迅所说的“痛打落水狗”一样，太多人精于此道，乐此不疲，自相残杀，灭绝人性。这就是人间炼狱的悲惨。发达的物质文明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信仰，在这个时代即使去强调人权和自由也似乎成为“不懂国情”的代表。但毕竟仍然有人站出来呐喊，站出来行动，他们必须为一些真理、真相、大道、前途作出自己最不惜一切代价的努力。

于是，作为人——毕竟是人——，只能调高嗓门，不再那么儒雅和冷静，不再那么间接和委婉，他们站在一个极高的顶点，对着这个人间猛吼：醒醒！孙中山如此，梁启超如此，辛灏年如此，郑贻春如此，余樟法如此。这就像孟子比孔子更加威猛、狂彪一样，战国时代毕竟比春秋时代乱多了，时势所迫，作为人——毕竟是人——，只能如此，别无它法。

一代代学者名流，都在致力于推动人类进步，而文化之进步的标志，不是别的，而是“明心”。简单地说，文化之学，就是心学——记住，不是心理学，而是心学。就任过台湾文化局局长的龙应台说：“文化政策的核心任务是提供一切的可能，让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活泼释放，而当大多数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能够活泼释放的时候，这个社会必定是丰富多元的。”这个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心的一部分，是作为“人心”所能释放出来的力量。心还有更多的力量，比如说它的传递性、感应性，人说“众志成城”，就是这个意思。心有内在的解放，这是一方面；心还有外在的影响力，就像一个“场”，能够影响到外在。

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讲“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找不到自己的心在哪里，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没有价值，甚至连廉耻感和自我约束的能力都不再复存。我们眼睁睁地看到那么多人如同行尸走肉，内在挣扎猛烈，却又无所适从，外在又是那么刁蛮狠毒、飞扬跋扈，仿佛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算是铁定的理由了。这就是心灵灾难。谭嗣同说：“未有不能治其心，而能治天下者。”掌权者的诸多罪恶行径，有极大一部分就来自其自身的心灵灾难，不能治心，焉能治身？不能治身，焉能治人？

对此，余樟法曾经有一篇《关注心灵灾难》。他说：“心灵灾难是一种范围特别深广、程度特别严重、解决特别艰难的全球性灾难。而当今中国灵魂恶化、人性沙化、生命物化的深度、广度、严重程度空前而绝世，已成为心灵灾难重灾区。多少人欲壑难填，心为物役，脸厚心黑，无耻无畏，多少人精神信仰方面处于失衡或真空状态，多少人卑下、猥琐、扭曲、污浊、狭窄、虚伪、造作、自卑、固执、僵滞地活着，多少人长年累月甚至终此一生常常陷于愚痴、焦躁、烦恼、忧虑、痛苦、仇恨之中，多少人因绝望而自暴、自弃、自残、自杀……”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制度、社会等外在层面的解决，还必须投入极大精力和时间来解决内在，余樟法提倡儒释道，提倡他的“仁本、民本、人本”，这是哲学救世之道，有很大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余樟法是主张“人主宰人”自身的。他能够看到的是“人”，这是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承认人之能量无限，承认人可以做到外王内圣。如同余樟法一样，很多人都已经走出自己的领域之外，着手研究道德、伦理、人性，重新介入一套解决之道，比如茅于轼，比如李银河，比如陈志良，比如张辉。

透过历史的审视，我们同样看到中国人的“心系统”是如何组建起来的。这是研究中国深层文化结构的人在做的事，他们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心”之力——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心力”，曾经被当作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而且有不可思议的神秘性，人类所在生物界占特别位置者就在这里。《礼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中国人的心，特别“内在”，不是“个性”，更多的是“灵性”，是感、悟、道等一类。即使过于有“灵性”的人在不理想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成为被铲平和消灭的对象，但这种深厚的文化传统仍然在催生着“灵性”的繁殖，使之不灭。

中国人的心，所受到的外在束缚超过任何一种文化背景下的束缚，因其太沉重，太内敛。当外在压迫太大时，中国人必须寻求最高境界的内在解放才可能得以解脱，越是权居上者或势居高者的人，这种体会就会越深刻。长此以往，就有内省、内悟、静养、修炼等一系列习惯和传统，这对排除外压、畅通心灵、去除毒素（包括环境毒素或者基督教所说的“原罪”），极有效益。这是一种释放的解放。人只有解放了自身，感受到头顶上那片浩瀚无垠的天空，感受内心盛满巨大而自然的力量，才能达至最大的幸福。

媒体、设计、建筑、音乐、电影、电子、广告、文学、体育、观光等领域，都渗透着文化，但这些文化不一定都是心的文化。心的文化，极其隐秘而博大深邃，甚至不可道，全在悟性。这种“成就”如何去计算？我们只能这样说：是的，有一种思想，有一种文化，有一种信仰，有一群人，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群体，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丧失已久的中国传统精髓，看到了纯真与深刻，看到了准确的表达和诚挚的品格。他们虽然处于巨大的人权灾难之中，但是他们的心灵并未受伤，反而以那样大的胸襟，带着不可思议的浩然正气和渊博深邃，向不公义的一切予以指正。

我们还可以这样说：他们曾经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人，就像看过一场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拍摄的电影，他们让我们感到害怕、质疑、气愤和否定。但是现在，又有了另外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没有露出可怕的血齿，没有充满腾腾的杀气，没有看到粗暴的回应，而是看到了文明、正义、智慧，乃至慈悲。这是什么样的文化成就？如何给出一些具体的理由？可能，需要“比较”，需要很多个“最”来阐明。但很明显，非但我自己缺乏那样的“高高在上”评价资格，而且其本身可能也不需要“比较”和“最”。他们是那样的平静，离各种功利相距遥远，即使连彩票也不会去买一张——他们会认为这是赌博。

类似我们这样的人，只是普通人，微不足道，而且不自知、不自识、不自觉、不自悟的还太多。但我们总象梁启超说的那样：“我没什么学问——可是，也有那么一点喽。”在我们的身上，有着这个信仰所力求更正的太多问题，比如过于执着，放不下自己，矛盾，悲观，容易感情用事，惰性。一一剖析我们自身，我们总感到无地自容。这是一条极长极长的道路，在一个充满了毒素的大环境之下，即使第一流的人物也始终是“人”。我们可能无法想象人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太多问题，即使在未来的“无英雄时代”（任何人都是圣贤的时代）里，也不敢想象人原来只是人，做不到超越。

一个极大的问题——或者假设——就是，如果你的“心”不只是人心，在那平常人只开发了2%～3%的智慧之外的97%～98%，你究竟要拿它来干什么？你虽然知道人只能接受人所能接受的东西，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人所能接受的东西”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那么那些你无法接受的绝大部分，对你来说岂非极大憾事？在人类社会，信仰其实已经解决了很多涉及“人”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很多“非人”的问题。假如某一天，人类的智力空前发达，或者甚至可以到任何星球来去自如，抑或长命千年，但又缺乏相应的信仰充实、思想坚持、文化流传，可以想象，那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太阳城”或“基督城”之类的乌托邦，而是一场日夜无休、人人相惨的世界之战。

你可以想象——事实上这是真实的——，一个具有预测能力的人，居然不去买彩票，不去澳门赌博，不去赚取轻而易举就能享受几世的钞票，这是一般的品格坚持吗？不，无因即无果，无得即无失。信仰，绝不是告诉你如何为自己获得外在财富、欲望、权力或者其它平常人可望不可及的东西，而是要告诉你：真实，求真，保持真性，拒绝谎言；善良，慈悲，悲悯，眼广心宽；隐忍，内省，勿斗，去除执着。朋友，不要用你已经掌握的、甚至完全不是你自己的思想来辩析这一切。包括一些自认高手的心理学家，他们也不过是从那些老掉牙的世俗观念来分析这一切，事实上，正如柏杨所说的“丑陋的中国人”那样，最大的问题是“丑陋者不知道自己丑陋”。

这有点像一个医术精湛的医生，面对一个有病不医的病人。当你告诉他：“你首先有咳嗽。”病人会回答你：“你也有咳嗽。”你再告诉他：“其次是发烧。”病人会回答你：“电扇用到半夜，它怎么不发烧？”你再告诉他：“你还在吐血。”病人会回答你：“人家也在吐血，没事。”当你最后通知他：“事实上，你的病就是三期肺病。”病人怒不可歇。注意到没有？病人从来都不正视自己，只会朝向外界抱怨、抵触、否认。而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是病人对医生的一番持久批判——

“医生，你为什么单指着我说？为什么要打击我？我跟你有什么怨仇？我一眼就看穿了你，你肯定是幼年丧母，没有家庭温暖，中年又因强奸案和谋财害命坐了大牢，对法律制裁充满了仇恨，所以看不得别人幸福，看不得国家民族享有荣耀。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你不觉得可耻吗？你是一个血淋淋的侩子手，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会联合起来，阻止你对祖国的谋杀。你崇洋媚外！你这个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下流胚、贱骨头，我严肃地警告你，你要付出崇洋媚外的代价！从你的历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恶毒心肠，中国就坏在你们这种人手上，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全害了三期肺病，因而看不起我们。对你这种吃里扒外的头号汗奸，天利不容！拿下！”

这是一则讽刺故事，来自柏杨1985年7月23日的《酱缸国医生和病人》；但这又不是一则讽刺故事，因为就我们中间就有太多人实实在在——甚至时时刻刻——面临着这样一种真实而恐怖的荒谬。文化之沦落，道德之濒危，信仰之戕杀，同样全在此中，无一幸免。

2007/10月15日

作者：杨银波 | 评论(0) | 标签:所见所闻

▓畅谈自由文化：政论与人权（本文有删节）

作者：杨银波

人的思想变革，是在各种复杂关系与环境之下，一点一点累积变化的新陈代谢的过程。譬如说：我总觉得看不惯，这个国家和世界太有问题了，我要反对它，我要改变它，我要重建它。这是很多人在少年、青年时期最为普遍的意识：质疑、否定、批判。突然有一天，当你发现自己所掌握和想象的一切，就像当年的“乌托邦”，甚至比“乌托邦”还不如，精心构想的一切经不起任何实证与推敲，所提交的蓝图就像一张美丽十足却不切实际甚至荒唐至极的油画，可能连自己也不敢自信。

经过一番痛苦的反省，你挖根抛底，在体制与体制外、在中国与世界、在文化与历史之间游来荡去、深思熟虑。也许终于有一天，你彻底想明白了。然而，届时再下手，可能已经时过境迁，你总感到彻底的讽刺。这恐怕不是各人的能力与机会的问题，而是你所站立的高度，还没有把一些根本的框架抓住。当然，这并不妨碍你能够就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某一政令、某一运动一针见血地道出本质，并不妨碍你即使坐在牢里也能与外面的世界紧紧相连——并比以前更深入地思索到道路、前途、命运抑或预言与策划。不过，也仅仅如此而已。这是为什么呢？要问答这个问题，迫使我今天来谈政论与人权。

政论，是关乎公共最高形态事务——更多时是直接关乎权力、民主、政令、政治事件、政治较量等——的评论、议论、理论，可以是专著、演讲、文章、提案、声明，甚至可以是街头运动或影视题材中的最关键强声。政论，不唯独是政论家的舞台。在美国，最具权威的决策人物，除了总统、国会议员、企业界巨头、工会领袖之外，还有一类人，那就是美国电视的一流新闻节目主持人——连专栏作家都要位居极为靠后的位置。只有当媒体足够强大，不但影响到公共舆论，而且能够打通国内上下层及国际视野，才可能达到此种“话语权”。

这不是假设，它其实已经真实地发生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ｃｂｓ）的“鼻祖级人物”爱德华·默罗身上，对象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当然，利用电视平台，他甚至传奇性地揭露和打败了参议员麦卡锡。不幸的是，ｃｂｓ高层对此保持了高度沉默和不支持，唯有主持人爱德华·默罗孤身奋战。对不起，我不是在跟大家谈新闻自由，我是在谈政论。虽然爱德华·默罗是美国新闻广播电视上的高峰，但在中国人的眼里看来，他无疑是个当之无愧的政论人物，这就像美国人把他当成“斗士”一样，在他这个领域里，其胆魄，其追求，可谓无人可及。

爱德华·默罗的政论方式，不是跟你讲述国际政治理论、政治思想，而是“如果全体选民不能自由获得广泛的信息，那么就无从作出对我们国家和我们世界的明智的结论，那么民主政府则不能存在”。请留意，他走的是“信息——真理——民主”的道路。他追求的真理，包括那些令人不高兴的真理，使人消除疑虑的真理，危险的真理，鼓舞人心的真理。他的这些追求，曾经改变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立”态度，使之彻底领悟到战争的性质。他的周围，是世界各国的领袖及高官，还有随时可能轰炸而来的炸弹和随时可能发射而来的子弹。

当然，中国大陆媒体同样有着自己的声音，虽然有的还无法发行或免除封锁，而只能以论坛、社区、博客、电子报、ｍｓｎ社群、ｇｏｏｇｌｅ社群来得以实现不同声音的集结，但已经显得相当大众化。手中就有很多民间机构或组织出版的书籍、刊物与报纸，比如中山大学的《民间》，中国ｎｐｏ信息中心的《纵横》，就有着非同一般的力度。在官方公开发行的报刊之中，《炎黄春秋》、《瞭望东方》、《南方周末》、《南风窗》、《市民》、《财经》，一直以来都是受人仰望的翘楚。若要谈最敏感、最权威、最实效之政论，恐怕还无人可及当年李洪宽的《大参考》，以及官方高层的“内参”。我的一位警官朋友，当年是广东省社科院的一等奖论文得主，至今从不在公共媒体露面，文章全发“内参”之中。

政论的多样化，以及将其集结方式的多样化，就像“政治结构决定政治过程，政治过程决定政治结果”一样，决定了政论发挥影响力的大小。比如当年美国第一位创立“寻租论”的戈登·塔洛克，他在1966年就写出了《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结果被《美国经济评论》退稿，转辗至《南部经济杂志》又被退稿，直到1967年7月才发表在没什么影响可言的《西部经济杂志》。同样倒霉的，还有他写的《转移的成本》，仍然被《美国经济评论》退稿，只能无奈改投影响力甚小的《ｋｙｋｌｏｓ》上。单单是“寻租论”，就因为一流杂志的退稿，导致其传播时间整整晚了七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我记得当初我编写“学费杀人”的几十个真实案件，全文近两万字，分上篇、下篇发表在《真话文论周刊》，一直不见有何影响。后来，此文被门户网站《网易》收录，遂一石激起千层浪。由此可见，政论的传播不但有赖于作者自身的资源、表达与技巧，还有赖于平台本身的影响。当年的慕尼黑会议，除了丘吉尔、普里特反对之外，整个英国几乎没有不同意见的声音。ｂｂｃ强烈要求左翼工党的普里特“必须照稿宣读”，但魄有胆识的爱德华·默罗却对普里特说：“你可以讲你想说的任何话。”这就不只是平台问题了，更有政论本身的要求。我过去总说：这是一种极大的远见，没错，这的确是极大的远见，因为政论的基础必须是真实，而后才是深刻。

深刻，往往是具有“来龙去脉”叙述和评议的历史忧患感，使政治思想的构成能够达到一眼看穿问题本质和提出解决方案的程度。这不是一般的功夫，是由许多概念、观点、原则才创造出系统、深刻、精确的理论，直至提出独辟蹊径、自成一家的学说。回顾整个世界的政治思想史，我们能够找寻到这样一些政治思想的组成元素：国家起源，法制起源，民主政治，正义，和谐，贤人治国，智者，城邦政治，罗马法学政治，神权政治，异端政治，乌托邦政治，人道主义政治，新教政治，君主专制，君权神授，自然法，社会契约，天赋人权，政治自由，社会平等，分权制衡，君主立宪，代议制，人民主权，功利主义，无政府主义，实证主义，生命意志，悲观主义，权力意志，超人思想，法西斯，恐怖主义……。

当然，还有中国的“定于一”，“拨乱反正”，与中央一致，外儒内法，攘外必先安内，弱民之术，镇止民心，稳定压倒一切，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只是从一大批政治思想之中，精心提炼出来的关键词，每个领域又有其复杂的内在、外延和派系。发表政论的人，很有必要在各种思想之中提炼出最契合时代的道路，以最优秀的语言和最适当的形式将其表达出来。当年我曾在某台湾网站看到繁体字的《论台湾》，忘记了作者姓名，在那篇书稿里，几乎无所不包，将台湾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阐述得十分透彻。那种政论，不是“主义”的化身，简直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医生在做人体解剖，分门别类，有条不紊，近30万字读来，让你一点也不觉得疲倦，就像沐浴良久，久久不可释念。

人权，是比政论更具有目的性的事项。中国大陆提倡广泛之人权，不过是近年才有的事，时代背景决定如此。人权是关乎人人之利益的，个人之权利在中国一直被排斥和否定；反之，集体、当局、国家、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唯独“个体”难以解放。事实上，过去所有的中国历史证明，中国人的“个体”恰恰是被矮化、紧缩、压制、牺牲和扭曲得最为严重的地方，“个体”得不到伸张，导致了很多难以想象的灾难与惨重损失，例如创造力、想象力、道德、品格、意识。

“个体”的不得发展，不但导致极少数天才人物和良心人物自身的悲惨命运，而且，即使产生了时代的伟大人物，国家和人民仍然能够将其严重束缚和“拉平”。无数实践证明，中国人实际上有着惊人的发展能力，政治氛围稍微有所松懈——比如邓小平的“新洋务运动”——，稍一放开，国家经济就以难以想象的增长速度前行。虽然这当中暴露了权力腐败、黑社会、资源掠夺、犯罪升级、道德沦落、“民不相往来”等一系列问题，但就增加财富、解决生存而言，中国人实在有其巨大潜力。虽不合规范，但毕竟已经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一个又一个“个体”的合力效果，方有今日之规模与影响。

“个体”是必要的，而且是第一位的。即使在遭遇独裁专制或外敌入侵时必须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振兴民心与斗志，也在那时需要有“个体”的空间。中国战争，除极少数对外战争之外，其余全在夺权、分利，一统天下。而真正从人人之权利着手的统治，却顶多施行到“小施小惠”的程度，是“代之”、“为之”、“替之”、“帮之”，民众一直处于被动局面，其自身力量得不到主动而富有创造力的施展。开明良政之时，可能有一群“为人民服务”的官僚发挥着力量，但即使如此，民众仍然不得成长，自身连内在自由和根本权利都不得解放、觉悟和保障，那么，少数人治理多数人的意义又何在呢？

人啊，只有当自己寻求到自己的价值，找寻到自己的意义，才算不枉为人。所有人的自由加起来，才构成人类的自由；所有人的权利加起来，才构成人类的权利。人最基本的权利，是言论和思想的自由：表达思想与见解，受法律保护，不受非法干涉，可采取多种表达方式，只能受到合理限制、合理解决，言论对言论，思想对思想。新闻自由等权利，皆如此。权利的由来，有人说是“天赋人权”，而在现实社会中，这些权利不可能100%地不受制约。权利应该更实际地说，是人性的一面——利益的“为我性”的必然；“为他性”是义务。捍卫、维护、保障、推动人权的目的，就是捍卫、维护、保障、推动人性。

公民社会的道路是必然的，公民之本身，就是人，那么公民主义的选择其实就是人本主义的选择。“人本”，这是一个高级状态，对于人之权利与自由是放在第一位思考的。自由主义的核心，其实就象权利主义的核心那样，我的自由、权利不受歧视、剥夺和侵害，同时像爱护、珍惜自己的自由和权利那样，爱护、珍惜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中国大陆在人权方面的推动，现在已经有了各种力量在抬头，但其代价极大，不是一般国家所能想象的程度。人权的启蒙、觉醒、训练、普及、实施，是个极其漫长、艰难、复杂的过程。条文式的人权法则，不足以解决人权问题本身，即使国家立法，但仍然没有解决保障和惩治之外的更大问题，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字：心。

学贯中西的任何人，都避免不了这个“心”字，因为它实在太难掌握。我们能够看到的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权国家，到现在都还陷在这个问题里，一直在挣扎和探寻之中。余樟法（东海一枭）写了几百万字，到最后，其最大的收获就是四个字：明心见性（其实就是两个字：明心，这是学问的最高境界），“存天理，致良知，识道体，知天命，明明德，备众德，止至善，也就是灵魂回家”，“灵魂回家之后，自然无忧无惑无惧、不淫不移不屈，自然平和、宁静、陶然、快乐、通达、洒脱、穷通不改其乐，自然智慧通达、通情达理、从心所欲而逾矩，自然具有强烈的社会历史使命感和极高的文化道德自信心，居仁由义、严以自律、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内而追求完美人格，外而热心济世救民”。

这是一个跟人权相关的最根本的解决方式：从灵魂入手的人权力量。任何制度建设、政令规章、惩治戒律、民权运动，到最后都是为了实现最核心的目的，其构驾之处都是根据这些核心目的所进行的。我维护了几年之人权，非为我一个人，乃为所见之一切及所不见之一切，打官司也好，上书、写作、调查、演讲、聚会也罢，都不敢说接近捍卫人权之万分之一。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在根本上解决灵魂这个问题。

我见过杨茂东本人，那年我22岁，彼此相谈半日。他的内心究竟涌动着何种气概与胆魄，我是看得很清楚的——老实说，我跟他一样敏锐，似有“楊家”之共性：“木”之芳香、引力；“易”之改变、革新。那是被各种黑暗、恐惧、荒谬、暴力、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一切，打击得够多、够狠、够霸道之后，彻底反省觉悟才升腾而起的毅力、坚强和无畏，这不是仅有一点激情、知识和“路见不平”就能练就出来的。会面几天以后，就象几天以前我所预料到的那样，他进入了牢狱，受到了非人的虐待，但出狱后他仍然没有半点退却。还有一点，我要告诉大家：杨茂东的文章高瞻远瞩，是那种熟知体制运转并有实力启动麻木之民众的英雄式、运动式人物，即使你可能有些恐惧于他颇似“革命”的类似“在野党”的气质，在这并不妨碍他走的路是如此直接和坦然。他的维权之存在，让一大群犬儒——包括自认不是犬儒——的知识精英们无地自容，仿佛只能远远地望着他忙碌、睿智、敏捷、大气、胸有成竹的身影和“气流”在徜徉。说真的，在这条路上，脚踏实地做事情的人我见得太少了，有人“知易行难”，有人“知难行易”，但最后其实大都是遗憾、惋惜、羞愧和忏悔。

在文章的结尾，我认为还有最后两点应当认识到，这两点超越了个人，超越了政治，超越了人权实现之本身，值得任何人深思。第一，天才在中国是会产生的，然而惊人的问题则是，不一定能够得以保持。1984年9月24日，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同时也是后来的“中国人权”组织顾问——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时说：“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绩。但要保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个能力。”原因何在？当然，有“个体”被矮化、被拉平的缘故，恐惧“个体”之先锋，恐惧独立思考，丧失独立思考，亦有“自我膨胀”的问题，器小易盈。第二，人倘若不能找到自己的领域、自己的理想，并在领域与理想之中持之以恒地奋斗下去，那么绝对是天大的遗憾。这就好比让耶稣去当名医，或者让爱德华·默罗去当美国新闻署署长一样，实在是走错了门道，大材小用。事实上，爱德华·默罗就任新闻署第一长官后的几年里，一直是在回忆、忧虑中度过的，他深深地怀念着自己能够以一流口才、理想主义、正确判断、坚定魄力、优秀人品来将国家的真面目和目的传播给世界的那段奋斗史，深深地愤慨于整个媒体系统的逐渐堕落和异化。

2007/10月14日

作者：杨银波 | 评论(0) | 标签:所见所闻

▓调查：一个农民工家庭的经济账目

作者：杨银波

郑万贤、吴婉琴、郑忠杰，一个来自四川省自贡市小镇的普通农民工家庭。数十年以来，三人含辛茹苦、彼此扶助、相依为伴，从自贡到贵阳、昆明、南宁、厦门、宁波、北京等地，再到广东佛山打工，现暂住于佛山市南海区郊区。

郑万贤，１９５３年出生，系建筑民工，工资没准儿，有活干的时候３０—３５元/天。吴婉琴，原籍贵州，１９５８年出生，因病暂停务工四年，做家务活，无任何收入。郑忠杰，１９８０年出生，职业中专学校毕业，１７岁出社会，其后学会开车，目前在为一家生意不错的花生油厂送货，工资加上奖金、外水，一个月的收入能维持在３８００元左右。

在南海区郊区的老乡里面，郑万贤一家是颇有些威望的。他们的伙食标准不亚于本地城市居民，也经常资助生活困难的老乡，为人正直、随和、大方。由于结识一些本地朋友，他们连房租费都免了，许多人对此羡慕不已。然而，一个偶然的饭桌机遇，他们遇到了我。通过一番深入的调查，我见证了众人羡慕之余的民工生存危机。吴婉琴记录的家庭经济账目，是我发现这种危机的重要证据。

（一）巨大的支出

郑万贤一家２００４年的支出：

１月，生活费４６８·９元，煤气费６０元，水电费５２元，医疗费５６６元，外用１６９·５元，共计１３１６·４元；

２月，生活费４５７·７元，煤气费６０元，水电费３６元，医疗费３０４元，外用１０２元，共计９７７·７元；

３月，生活费５２１·６元，煤气费６５元，水电费３１元，医疗费４７３·９元，外用１９００元，共计２９９１·５元；

４月，生活费８４１·２元，煤气费１３７元，水电费３２·５元，医疗费４４５·５元，外用３５２·６元，共计１８０８·８元；

５月，生活费７１０元，煤气费８２元，水电费４１元，医疗费６２０元，外用５５７·７元，共计２０１０·７元；

６月，生活费５５４·１元，煤气费８０元，水电费４７·５元，医疗费５７７元，外用８８３·８元，共计２１４２·４元；

７月，生活费５４０元，煤气费２１元，水电费３９·７元，医疗费２８９·５元，外用１２１２·９元，共计２１０３·１元；

８月，生活费５６８·７元，煤气费８７元，水电费４６元，医疗费３９４·５元，外用２８４·１元，共计１３８０·３元；

９月，生活费７７８元，煤气费９０元，水电费４４元，医疗费２４０元，外用３６７元，共计１５１９元；

１０月，生活费８８８·６元，煤气费１０３元，水电费４４元，医疗费２７９元，外用７２４·６元，共计２０３９·２元；

１１月，生活费７３７元，煤气费１０３元，水电费３７元，医疗费１４４·５元，外用９５１·９元，共计１９３６·４元；

１２月，生活费７２２·５元，煤气费９８元，水电费３９元，医疗费２５７元，外用４５０·５元，共计１５６７元。

合计：生活费７８０６·３元，煤气费９８６元，水电费４５２·７元（三项相加，总生活费为９２４５元），医疗费４５９０·９元，外用７９５６·６元，共计２１７９２·５元。这里的“医疗费”特指吴婉琴的医疗费。郑万贤、郑忠杰的医疗费，计算在“生活费”之中。

郑万贤一家２００５年（截至６月９日）的支出：

１月，生活费５６１·７元，医疗费１９０元，外用４７８·３元，共计１２３０元；

２月，生活费７９４·１元，医疗费１２２元，外用６５７·５元，共计１５７３·６元；

３月，生活费６２０·８元，医疗费２２２元，外用３０７·７元，共计１１５０·５元；

４月，生活费６８９元，医疗费３０５·５元，外用１２９７·４元，共计２２９１·８元；

５月，生活费６７０元，医疗费９９５元，外用２７８·３元，共计１９４３·３元；

６月１日—６月９日，生活费２１１元，医疗费１７４·５元，外用７９０·５元，共计１１７６元；

合计：生活费３５４６·６元，医疗费２００９元，外用３８０９·７元，共计９３６５·３元。这里的“生活费”包括“煤气费”、“水电费”、“郑万贤、郑忠杰的医疗费”在内。

在这两笔合计支出（２１７９２·５元、９３６５·３元）之外，另有一笔特殊支出：资助费。郑万贤一家乐善好施，救济穷人，无数小额费用的资助和人情客往，均没有上帐，其它一些相对较大的账目有：２００４年２月，资助贵州民工周宏生２５０元；２００４年４月，资助四川民工秦海３５０元；２００４年５月，资助重庆民工蒲元进３００元，资助贵州民工王昭华２５０元；２００４年７月，资助四川民工肖玉莲２００元；２００４年８月，借助郑万贤的六弟郑希贤３０００元；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借助四川民工曾庆良２５００元；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资助贵州民工李新宝２００元；２００５年１月，资助郑万贤的侄女郑佳慧６００元，资助河南民工王顾忠４００元；２００５年３月，借助吴婉琴的八弟吴江４０００元，资助吴婉琴的外侄儿吴晓东４５０元；２００５年４月，资助贵州民工刘培德２５０元；２００５年６月，资助重庆民工陈辉３００元。资助费共计：１３０５０元。

综合以上所有费用计算，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１７·３个月），郑万贤一家的总支出为：４４２０７·８元，即２５５５·３元/月，８５·２元/日。

（二）沉重的负担

从账目本身来看，还能看出其它三个具体情况。

一、郑万贤一家的生活安排得不错。他们每日都有蔬菜、肉类、水果、营养食品、小吃，有时也有鸡蛋，家中准备了４０公斤/ 桶的“怡宝”矿泉水和２４瓶/箱的“纯生”啤酒。所挑大米的价格是１·５元/斤，一个月三个人共吃５０斤大米。他们非常好客，因而伙食开支也很大，以２００５年为例：２月４日，肉类３４·５元；２月１０日，肉类７５元；２月１２日，肉类７１元；３月２０日，肉类２９元；４月１２日，肉类４９元；４月２７日，肉类４８元；５月２９日，肉类２８元……。而附近的民工，则大多是另一个状况：几两肉，几两烧酒，黄瓜、芹菜、茄子、藤菜，三个人的家庭，顶多１０元/天的伙食。

二、郑万贤一家的医疗支出巨大。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吴婉琴的医疗总费用是６５９９·９元，即３８１·４元/ 月，１２·７元/天。吴婉琴说：“我的病很麻烦，现在又准备在一个湖南医生那里医治，五天拿一次药，每次都是３００多块钱，一共要医三个月。”如此算来，三个月之后，吴婉琴的医疗费用又要增加将近６０００元。体重只有８０斤的她，不敢到大医院治疗，这让剩余积蓄不多的郑忠杰很为难。２００５年６月１日—６月９日，她这最近九天的医疗费用分别是：１２元，３９元，６元，１２元，１８元，６０元，１２元，１５·５元（６月６日，无医疗费）。合计１７４·５元，即１９·４元/天。

郑万贤、郑忠杰也时而生病。其中：

（１）郑万贤的医疗费用。２００４年：４月４日，１５元；４月６日，６元；４月７日，２０元；４月１０日，２０元；４月１９日，３元；５月３日，１２元；５月２３日，５７元；６月１日，３０元；８月３０日，３２·５元；９月１日，１０元；１２月１日，１２·５元。２００５年：２月７日，１５元；３月２４日，１３·５元；４月１４日，１５元；４月３０日，４０元；５月７日，１１元；５月９日，６０元；５月３１日，５０元。合计：４２０·５元。

（２）郑忠杰的医疗费用。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１日，８元；４月１１日，８·５元；５月８日，４６·５元；５月１２日，４０元；６月５日，１４·５元；６月６日，１４·５元；６月１３日，１４·５元；９月１日，３２元；１０月３日，３６元；１０月４日，３８元；１０月６日，５６元；１０月２８日，１０元；１１月７日，８３·５元；１２月１日，２·５元。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５元；１月２日，５元；１月５日，１４·５元；４月１１日，８元；４月１２日，１３元；４月１３日，２０元；４月１５日，３６元。合计：４９６元。

三、郑万贤一家资助支出最大，其次为生活和外用的支出。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全家总支出为４４２０７·８元，其中资助费（１３０５０元）占２９·５２％，生活费（１２７９１·６元）占２８·９３％，外用费占（１１７６６·３元）占２６·６２％，医疗费（６５９９·９元）占１４·９３％。在资助费当中，其实还有一笔费用没有上账，那就是对郑万贤的父亲郑泽泰和母亲郭云素的赡养费（注：吴婉琴的父亲吴承海和母亲罗祺太已去世）。这笔赡养费包括赡养本身的费用，以及父母的医疗费用，他们每次汇款都是由父母平均享用。２００４年：２月５日，寄去５００元；６月７日，寄去３００元；９月２９日，寄去６００元。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２日，寄去４００元。６月３日，寄去５００元。合计：２３００元，即１３２·９元/月，父母每人６６·５元/月。

（三）家庭的背景

这是一个极有实力的农民工家庭，２５岁的郑忠杰是家中最大的经济支柱。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当时年仅２２岁的郑忠杰从北京一家工厂车间退出，来到佛山从头开始。他的一切经济收入，全部交由母亲吴婉琴保管，身上从来没有超过１００元现金。郑忠杰说：“我在家中实行的是绝对的公有制，父亲是私有制，母亲是股份制、救助制。”之所以选择这种规则，他说：“父母都是５０岁上下的人了，从个人来说我是报父母恩，从家庭形势来说，负担越来越重，我必须先扛重的一头。” 有多重？我问。——“起码占９０％以上吧。”经调查，事实确实如此。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５年６月，郑忠杰辛辛苦苦挣的金钱总额共有１１·６万元，即３５９１·３元/ 月，１１９·７元/天。而现年５２岁的郑万贤则是有钱则花，又好赌成瘾，广交酒肉朋友，几乎是入不出敷。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初—１２月底，郑万贤在佛山市南海区几个建筑工地负责打水泥，本来应有２９４０元工资，但最后拿回家的只有４６０元（这将近三个月的车费还是全由儿子郑忠杰负担）。２００３年３月中旬，已无事可做两个多月的郑万贤又到广州市白云区负责建筑打杂，干了１５天，又回家休息。１９天后，又到一个厂房当看守员，干了４４天。这总计５９天的工资本应有１９６０元，但最后拿回家的只有３２０元。这样的例子很多，几乎次次如此。一年１２月，郑万贤真正在做工的时间不超过８个月。按照他自己的技术实力和人缘脉搏，即使一年只做８个月，也应有１万元的剩余钱。然而实情是，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５年６月，他真正拿回家的钱只有３４３０元，即１０６·２元 /月，３·５元/天，等于挣一包烟的烟钱。

郑万贤是个很特别的人物。说他特别，是基于三点：第一，他有一个不简单的儿子；第二，他自己的朋友贯通三教九流；第三，确实够豪爽够仗义，具有类似北方汉子血性——甚至可以说是“侠义”——的种种特征。说他是个人物，是因为他的事情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在来自贵州、四川、重庆的部分打工人里面很有号召力，别人办不了的事情，只要他出面，都容易解决。这个人，经历的苦难非常多，在江湖上有一帮很讲义气的打工兄弟，许多感恩待德的兄弟宁愿自己吃亏也要给郑万贤一个面子。但郑万贤本身并非要图任何实际回报，许多事情都是本着“搭把手、帮个忙”的心态，助亲属、老乡、朋友一臂之力。郑忠杰也传承了父亲的这一特点，但他做事很谨慎，多了点书生气，少了点江湖气，想到的事情多，做到的事情少。不过，一旦轮到资助他人，父子两人则都是全无怨言，责无旁贷。

（四）潜藏的危机

一、救助制度。首先，我对郑万贤一家对弱势群体的大力扶助深感钦佩。那２９·５２％的支出比例，而且不求实际所获，处在他们这样一个艰辛奋斗的农民工家庭，其实已经在精神层面上超过了许许多多的慈善家。但是，这也恰好反面证实了弱势群体的救助机制并没有有活力地运转起来，他们这叫“自助”——民工救助民工。而民工这个群体，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地位实际上是非常低的，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远远低于江苏、浙江、福建一带，可是许许多多的工厂竟连最低工资标准都达不到。有的工厂很狡猾，干脆就把工资定在最低工资标准，然后又百般克扣工资，表面上是走上合法，而表面的背后则是合法背后的非法。民工这种经济地位，迫切地需要一个深入他们内心，并成为求援习惯的有生命力的机制。

二、民工劣根。我必须非常痛心地指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部分回答“为什么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秩序”。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郊区打工，这是劳动力的转移，也是群体性的习俗、习惯、心理、语言、思想等的转移。然而，相对保守的农村秩序，从农村进入城市、郊区，在短时间内并没有改变传统，而是几乎原原本本地把它们带到了城市秩序的边缘。这些外来工聚集的地方明显地形成两套秩序：一，城市秩序，讲究规则、程序，即地上秩序、中心秩序、明秩序；二，农村秩序，讲究乡情、扎堆，即地下秩序、边缘秩序、暗秩序。郑万贤的好赌、醺酒，其实对于他们自己的家庭来说，也是一种灾难。郑忠杰面对任何坎坷都能看得开，唯独父亲内心的贪欲、不服输、无中生有的怀疑、好大喜功的排场，以及重复得不厌其烦的“老子整天都忧愁得很”的话，使得他深感民工自身的病疾不浅，必须重新认识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

三、未来风险。郑忠杰已经尽到了他的最大努力，经济收入在短时之内无法再增加，但三个很现实的问题已经摆在他的面前：第一，他还没有结婚；第二，他还没有一栋楼房；第三，他母亲的病极难彻底治愈。别人也给他自己加上了一个问题：郑忠杰的身体状况很危险。据调查，郑忠杰将剩余积蓄寄回老家，由三姑郑修英保存，只有４·９万元。一旦上述四个问题当中的任何一个突然来临，郑忠杰也只有望而生畏。在目前暂无风险的情形下，他也意识到这个家庭的“抵抗力”是不牢靠的。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的缘故。另一个原因是郑万贤、吴婉琴的夫妻情感矛盾，观念很不相同的两个人曾经积下了多年的矛盾和恩怨。身为儿子的郑忠杰，因此在家中扮演了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角色：经济主力，母亲保护者，父亲沟通者，决策主导者，以及观念、信息、情感的传播者，甚至是——教育者。一旦郑忠杰有什么重大突变，那么这个家庭就很有可能走向分裂、分散，甚至父母内斗。

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的这次细致调查和统计，使郑万贤一家关起门来争论了六个多小时，问题的焦点集中于“如何有原则地减少支出”。我当场说的是这几点：第一，资源短缺，钱要花在刀口上，１００块钱办一件事和５０块钱办两件事，这是有巨大差别的，所以花钱一定要讲效率，不要浪费资源。第二，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不能保证家庭的稳定，这就像经济再发展也无法保证国家的稳定一样，所以彼此平等、团结、理解、关心、量力而为、表达意志，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家庭规则，是自由而民主的家庭制度。第三，“单赢”只是“最一般”的局面，你们家不是避难所、救助站，而应成为互惠互利的地方，我的意思不是说让你们在民工身上挣钱，而是让你们和民工一起挣钱，创造共同利益价值。只有这样，单赢才会走上双赢、多赢。否则，即便是一个输得连裤子都没得穿的赌徒，他也会找到你们求助，然而这并不一定是在帮他。我这个人也乐善好施，人家都说我不是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的人，而是一个十足的傻瓜，所以你们的问题其实也成了我的问题。要解决它，一定要用自己的头脑。

2005/6月23日

作者：杨银波 | 评论(0) | 标签:所见所闻

▓挣扎中的奋斗与思索

作者：杨银波

沉默当中的不沉默

当激情的笔端与跳跃的心脏随着世事一起舞动、澎湃之时，一股股莫名其妙的压力反复追击着我，为此，我罢笔半年之久。我不能忘却这半年之于我的滋味，愤怒、压抑、郁闷、沉默，在可耻的外在与可耻的销声匿迹之间，我找寻不到自己的出口。这半年，在可耻的无声无息之中，跟随着财务的紧缺、脚步的禁锢、身体的崩溃，我渐渐地忘却了自己的使命与职业道义。这半年，我把自己交给刻薄的思索、拷问和责备，从来没有这样不自由过的我，第一次认识到自由的真实含义。在看似没有框框束缚的规则之中，我却沉浸在一片看不到五彩缤纷的灰暗空间里。虽然我依旧明察暗访，虽然我依旧关怀着与我一样或者完全不一样的芸芸众生，但我已没有自由呼吸、自由呐喊的空间。我所做的一切，都仿佛在等待一个真正开放的机会，为了等待这个机会，我卧薪尝胆，不管今日吃着什么，不管明日飘到哪里，不管受到怎样的不公待遇，我始终坚信这一刻终将过去，并成为永不重来的泡影。

我是从做调查起家的。调查是我认识问题、探索道路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这个习惯，使得我总是有着充分的证据意识和心理准备，在证据意识的支配下，我总想了解那些看不见的规则。为什么人民会这样生存？为什么人民会有这么多磨难？是谁，或者是什么，决定了这一切？我不但想彻底明白人民的真实状况，而且还想知道人民的内心演变。在常识、表面的更深一层，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我所接受的教育告诉我，真相的力量超过一切的言说，事实就是事实，不容扭曲、掩盖，我认定我的义务就是要把事实还原回来，把这些事实放在一个时代背景和制度阴影之下，如此去观察和思考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小人物都是真实的生命存在，不管他们人格有多分裂、内心有多阴暗，只要我想知道，有了解和帮扶的冲动，我就将进行调查。调查是我考虑任何事情的第一选择，是我从事任何事情的优先的条件反射。正因为此，可以停我的笔，但停不了我的脚。事实上，在沉默的半年里，我仍然在不沉默地行走着。

选择扎根重庆的原因和目的

中国各地的发展是严重不均衡的。之所以选择调查重庆而不是其它省份，这是基于对矛盾变化的重视。重庆既古老又年轻，直辖九年来，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表面变化，与此同时，重庆人的内心也在随之飞快地变化着。急速的发展，充满了浮躁、激烈等情绪化心理，从个人到集体，从社区到整个地区人群，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都明显多了些疯狂和剧烈的特征。重庆没有北京、上海那样制度化，也没有广州那样极端化和高度物化，这里千奇百怪、个性突出，从建筑风格到群体性格，从交通路线到就业方式，从地方方言到吃喝玩乐，都独具不驯之风。这是一座火辣的城市，这是一片密集的农村，这是一群想要努力挣脱自己命运的人，这里的人们坚韧、忍耐、耿直、干脆，同时也是出了名的“烂脑壳” ，点子多，弯子多，拐子多。我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耳闻目睹了太多的悲剧，也耳闻目睹了太多的喜剧。艰辛的生存，刻苦的拼搏，绞尽脑汁的算计和盘思，这些都使得这座城市充满了无与伦比的生命力。

飞速的发展，让一部分人富裕，又让另一部分人贫穷，两者在各种矛盾冲突之中，断裂为不同档次的社会阶层。快速的前进，伴随着快速的崩溃，从群体事件到大案要案，从单位企业到底层农民，他们一天天地看着宏伟的工程逐渐开工，雄壮的高楼逐渐挺拔，巨大的企业逐渐运转，在表面宏图之下，更多人却生存于愤怒的挣扎、无声的叹息、可怜的恐惧之中。这里到处都是看得见的生存画像，在那些高速加油的“导弹式推进”的经济变革之余，是矛盾的激化、分化和普遍化。每一副绚丽的蓝图，都掩盖着无穷的鲜血、汗水、眼泪和哀叹，如果没有对这一层面的认识，这座城市将是极度的虚假，仿佛眼前的一切只是梦幻，梦醒后只剩下为今生后世紧张、敏感到无以复加的担忧。我选择重庆，并决意透过我的眼睛、耳朵、双手、双脚以及置于纸面的笔、置于电脑的键盘，把这些复杂尖锐的矛盾统统表达出来。此乃至为重要的信息，最起码保存着某个特殊时期的某些荒诞现实，而后把这一切交给自己、社会及当局，这就是我的明确目的。

额外负担、本职工作和休闲

看似松散其实很紧凑，看似无规律其实有主次选择，看似无主攻方向其实“面”相对集中，这是我调查写作的特点。如果不出意外，比如不亲自到外地、不亲自陪客人、不亲自帮弱者，那么我一天可以工作16个小时，用于忙碌紧张的阅读和写作之中。但问题在于，我的关系网络一天天扩大，从亲属、朋友，到读者、网友，乃至扩大到一批与我完全素不相识的人及人群，我额外产生的时间负担、精力负担和经济负担，已超过我的本职工作所用。中国的许多自由撰稿人，多是“写手 ”，谈不上调查研究，明显缺乏一定的责任感、入世感和深度，如果再加一点 “实用性”的要求的话，那么诸多自由撰稿人也仅可称作“撰稿机器”了。据说，目前市场上有几款软件，你只要在软件中输入较详细的稿件要求，文章就会“自动